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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版权之困：证明侵权难度堪比证明“你妈是你妈

作者：投瓜网阅读：2227 时间：2018-07-29

[摘要]7月27日，知名音乐人李志，仍未与腾讯及哇唧唧哇公司和解。

7月27日，知名音乐人李志，仍未与腾讯及哇唧唧哇公司和解。

7月3日，李志开启微博打卡式维权，其作品《天空之城》被腾讯视频《明日之子》选手邱虹凯节目中演唱，但节目组未提前与其沟通。

中国著作权法的通行规则：先授权，后使用。但现实中，大多数作者被侵权后才发现作品被他人无偿使用。发现之后去找，结果经常杳无音信。

百度与东方IC近日的一起诉讼，揭开了国内互联网平台版权侵权乱象的一角。

日前，海淀法院判决东方IC起诉百度38起案件，百度均败诉，紧接着百度声明称东方IC是“图片版权机构的‘勒索’商业模式”，东方IC也发声明指责百度，表态将持续向百度发起维权诉讼。“版权图片成为了竞争武器”，高品图像CEO刘全江对记者评价。

相对于百度和东方IC图片侵权之争的“罗生门”。李志微博自称“小丑式维权”，10天发出60多条微博，试图与侵权方哇唧唧哇公司负责人龙丹妮及马昊对话。龙丹妮被称为“选秀教母”，曾推出《超级女声》、《快乐男声》以及今年大火的《创造101》。7月9日，哇唧唧哇公司同意与李志谈判，谈判未果。李志称，法庭见。诉讼成为李志最后一条寻求惩治侵权的道路。

李志维权事件并非个案。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，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有判决的已达22.3万个。其中，侵权者不乏百度、腾讯、阿里巴巴之类的互联网巨头平台。

版权侵权频发的后遗症很多，其中一条便是不利于中国创新力的发展——创新后频遭抄袭，原创者从而丧失创新动力。

一个趋好的现状是，我国版权环境好转速度加快。司法角度，第三次著作权法正在修订。行政角度，国家版权局“剑网行动”已开展14年。今年7月份，国家版权局等部委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“剑网2018”专项行动，对困扰权利人已久，却因技术而维权艰难的洗稿、短视频、网络直播、知识分享等新兴版权侵权现象进行整治。

英国作家J·K·罗琳凭借一部《哈利波特》位列富豪排行榜，所赖正是版权；迪士尼电影业务外的收入成为主要营收，体现的也是版权价值。中国式J·K·罗琳与中国式迪士尼何时出现？某种意义上，这依赖于版权环境的不断完善。

证明侵权难度堪比证明“你妈是你妈”

2017年11月2日上午，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法庭内，场面一度陷入尴尬。

法庭上，知乎起诉微博账号“大神说”（原名“知乎大神”）及其背后运营平台侵权并从中获利。为了获得证据，知乎此前甚至花钱在对方账号购买广告服务。正因为此，对方对法官称，账号长期运营以来，只有这1个广告。

“大神说”是一个拥有548万粉丝的微博账号，更名前，“知乎大神”主要转载知乎热门精选回答，由此积累众多粉丝。但知乎并未授权其转载。

2016年起，知乎开启漫漫维权路。知乎先向对方投诉，再与平台沟通，未果后选择起诉。

知乎的难题是证明对方获利。法律规定，原告有举证责任，若想获得赔偿，知乎需要证明侵权方通过知乎的优质内容获得高额收益，并且这些收益给知乎带来损失。

“除非对方脑子进水，才让你知道其获利情况，”一位多年从事版权管理工作的版权专家告诉记者，版权证据链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，而一般原告难以拿到足够证据，这是当前版权维权难的第一道坎。

无奈之下，知乎用了“钓鱼执法”，但效果未达预期。

版权环境已明显好转的视频领域，维权人同样无法直接证明对方获利金额。对此搜狐视频法务负责人孙磊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连说三个“太难了”。

孙磊说，比如搜狐视频有一部热播剧被100家网站盗版，搜狐起诉其中一家，“如何证明因它一家侵权造成我多大损失，广告收入、会员、流量减少了多少？因为还有其他侵权人，所以很难证明它一家侵权直接带来的损失额度。”

无法证明损失，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判赔额度低。简言之，会让维权人的诉讼变得价值极低。由于视频平台规范化以及维权力度加大，视频内容判赔额度已大幅提高，但孙磊告诉记者，一般情况，一部剧包括热播剧，判赔额在10万元以下，“10万元以上就是高额了”。

近两年出现一些高额度判赔案例，《花千骨》手游侵权《太极熊猫》一审被判赔3000万，暴风盗播《中国好声音》被判赔606万元，YY平台直播《梦幻西游》被判赔网易2000万元。

但维权人、版权法律专家均表态，这些是罕见个案。在这些个案中，维权人能获高判赔，原因之一是提供足够的证据。在《花千骨》手游侵权《太极熊猫》一案中，原告蜗牛游戏公司耗时3年，法庭上提交大量包括视频、图片、文字在内的公证书，得以证明自己的权利和损失。

“作为原告，你证据越多，影响法官判赔的可能性越高。”多年维权经历后的孙磊说。

取证难是维权的第一道坎。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律师赵虎的办公室，常年摆放一个行李箱，去开庭时拎着箱子就走，里面全是证据。

去年，腾讯与今日头条互诉侵犯新闻作品案件中，海淀法院立案厅窗口旁，经常有两三个人拿数个特别高的行李箱，把案卷摞在窗口。知乎代理方、安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姜向阳也曾告诉记者，知乎这起案件中需要公证的侵权内容量巨大，“如全部打印出来，可填满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”。

知识产权是私权，法律规定，谁主张谁举证。某种意义上，这限制了权利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权利。赵虎说，这是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性，如果只有一点权利，就去主张，成本太高。

高额的成本与无休止的等待

音乐人李志自7月3日起，开启微博、写长文、拍短视频等多种方式维权，指责《明日之子》侵犯自己版权。视频中的李志面带无奈，自嘲为“小丑”式维权。

李志并不怕诉讼，此前他与酷我打过一场引人注目的官司，并频频向侵权方开刀，从未失败过。但其微博中坦言，起诉是“迫不得己的选择”。

版权诉讼案耗费人力、财力，赵虎给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。

第一笔支出是取证费用。网络环境下的取证需快速完成，对方删除后就晚了。如不是与公证处有合作的大平台，维权人光是在取证上就可能面临较大困难。

“自己截屏不管用，公证处截屏才有效用，”赵虎告诉记者，经公证处固定的证据在法庭上效率最高。这笔公证费一般上千元，公证处一般朝九晚五上班，经常要跑好几趟，时间成本也高。

公证完进入起诉环节，面临律师费用支出。记者了解，知识产权律师偏贵，一般低的也在2-3万间，高的几十万元也不罕见。对一些即使胜诉也只能获得几百或几千元的维权者来说，这是条入不敷出的不归路。

高额成本成为维权路上第二道坎。

不请律师，自己打官司，除了败诉可能性大增外，遇到的麻烦也会更多。

赵虎接触过一些维权者，“不会写诉状，连去哪个法院都不清楚。这么专业的案子，非知识产权背景的律师做起来都难，让个人去做太难。”

东方IC的CEO傅剑锋强调，他不想打官司，诉求点是合作。东方IC法务朱小荔告诉记者，打官司人力成本太高，整个法务团队都要卷进去，等待时间过长也是原因之一。

孙磊告诉记者，他的诉求不是赔偿，而是下架盗版链接，“主要是小网站、网盘侵权太多了，官司打不过来，一些网站服务器在国外，根本找不到人，想起诉也没办法。”

更难熬的是无休止的等待。2018年7月，知乎起诉“大神说”案依旧未出结果。去年经历一次开庭，知乎拒绝和解后，陷入等待。按照正常规定，一审开庭时间应在立案后6个月内，但由于对方提出过管辖权异议等理由，一年后才正式一审开庭。

“正常一审6个月，简易程序3个月。现在案件太多，前者越来越多，后者越来越少，甚至很多超了6个月。”赵虎说。

案件数量不断攀升，是版权案件审理速度不快反慢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显示，近年版权案件明显增多，2017年7.5万，2016年5.5万，2015年只有2.3万个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张志富曾透露，2017年第一季度跟2016年第一季度比，海淀法院知识产权案件上涨率是96.6%，接近100%。广东省，基层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平均一年要接350件到400件案子。

与之相反，知识产权法官出现未增反减的趋势。赵虎有过一次令他啼笑皆非的经历，一个案子连换3个法官，原因是法官接连离职，“第一个法官接了之后，我问为何还没开庭，法官跟我说辞职了，案子交给某某法官。联系到新法官后，他也说正准备辞职，于是又移交下一个。”赵虎说。

知识产权法官是大型企业的“香饽饽”，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、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辞职后，在阿里巴巴任副总裁。

广东省高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邱永清曾于公开场合吐槽，“珠三角一些地区，案件数量大、案卷多，对法官造成压力非常大，每周都要加班。现在已有一些法官辞职或提前退休。确实太辛苦，如果我是他们，我可能也顶不住。”

案件多、法官少，客观上必然造成审理时间长，维权成本高，“为了一篇被侵权的文章，可能要等七八个月，甚至等2年，”即使身为律师，赵虎也觉得，维权人长时间等待，是维权的第三道坎。

获赔后的失落与守望

如权利明晰，一般版权诉讼胜诉率很高。但被侵权人发现，获赔与投入成本之间不成正比。

作品被侵权后很多人咨询赵虎，但很少来请他当维权律师。赵虎说，判赔额几百元至数千元，律师费2万元以上，这笔账划不来。

记者多方了解得知，目前法院对于文字类著作权案件判赔数额一般是估算，只要在文字报酬规定的80—300元之间即可，单篇文章判赔额一般在千元以内，经常为百元左右。图片判赔额稍高，单幅图片一般为2000元至5万元，视频更高一些，一部剧7万元至8万元已是寻常，10万元以上也不罕见。

与文章图片相比，视频侵权现象明显好转，“与这些年的诉讼有关系，”孙磊说，以前判赔2万元或3万元，现在会看到判赔10-20万元左右的。由于侵权平台一般不会只盗版一部影视剧，被叠加起诉后，盗版者会觉得得不偿失，从而能有效减少侵权情况。“法院赔偿数额低，间接导致侵权肆无忌惮。”赵虎说。

我国著作权法法定判赔额上限为50万元。这意味着，如不能明确证明自己损失或对方获利高于50万元，就只能在50万元以下判决。

上述版权专家告诉记者，这与我国法律体系有关。我国大陆法系下，整个民法体系讲究的是补偿性原则，即对方给你造成损失，法律判他给你赔偿。这与英美法系不同，英美法系之下，更讲究补偿加惩罚。“国外一些国家认为消除损害的成本一般要大于侵权成本，一定要让侵权方付出代价。”赵虎说。

补偿加惩罚原则下，英美等国家对于版权侵权者惩罚力度明显较大。2015年，歌曲《Blurred Lines》抄袭已故灵魂歌手马文·盖伊《Got to Give It Up》，单售歌曲判赔740万美元。2017年，美国纽约法院宣判，论文免费下载网站Sci-Hub侵权出版业巨头爱思唯尔版权，被判赔1500万美元。即使不是盗版者，使用盗版也会遭到重判，2009年，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妇女从互联网非法下载24首有版权的歌曲，被判向六家唱片公司赔偿192万美元。

傅剑锋期待我国法院也能高判赔，“盗版者实际获利，即使之后删除盗版内容，这个过程你的价值已被榨干，”他认为，当前法律判赔额度对于权利人保护来说“其实不够。”

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执行主任管育鹰认为，这种愿景可望通过法院基于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而实现。

管育鹰告诉记者，目前针对知识产权维权难、赔偿低等，立法已有所回应。2013年，商标法修改时就增加了举证妨碍制度、提高法定赔偿额、增设惩罚性赔偿等措施，正在修改中的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也将引入相关制度。“我国目前的司法政策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形成共识，今后法院也会在适用法律时灵活把握相关证据规则，基于事实和法律作出更符合版权市场价值的、有利于全面弥补权利人损失的判决。”管育鹰说。

李志发现，同为侵权方，腾讯得知侵权事实后一直与他沟通，态度诚恳，于是并未微博狙击腾讯。相反，对于不直接与他沟通的哇唧唧哇，李志则穷追不舍。

对此，腾讯向经济观察报称，目前正通过包括法律途径在内的各种方式寻求妥善解决，“对于此前工作中出现的纰漏和不足，节目组将承担包括法律规定在内的所有应负责任。”

孙磊分析视频版权好转原因时说，视频平台多年坚持不懈的诉讼是一种原因。

记者从上述版权专家处得知，相对版权环境良好的国家，中国的版权法律制度并不落后，甚至堪称先进。并且，中国还有专门管理、宣传版权的主管机构国家版权局，版权的投入上，中国政府及法律制定者殚精竭虑。

除了法律层面的诸多问题，道德层面的缺失则是版权乱象的另一个原因。一家国外图片公司曾向傅剑锋称，该公司发现侵权后联系对方，对方会第一时间道歉，积极洽谈赔偿事宜，并深感羞耻。而在国内，侵权者很少有如此做法。

这种意识的差距源于时间与传统沿袭。我国1990年正式建立著作权制度，至今才不到30年。而西方普遍国家，版权制度有200年以上历史。上述法律专家说，“概念深入人心是一个过程，我们用30年走别人200年的历程。”

在管育鹰看来，理想中的版权环境，应是尊重知识、尊重创作成为公民普遍的、自发的意识，每个人都养成视作品为精神消费品、为自己喜欢和选择的作品付费的自然而然的行为习惯，每个版权产业链上的经营者都知晓自己的行为规范，侵权和帮助侵权者要承担严格的法律责任。

电影、音乐、图片这三个细分领域，分别有了巨头平台以及上市公司，其背后正是版权的价值。即使最难维权的文字领域，洗稿、抄袭等难以界定的新事物也出现引人关注的事件。“2014年那种几个大型音乐平台统一下架盗版音乐的变化，可能会发生在文字上，可能突然有一天，网上就没有了盗版文字。”上述版权专家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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